历史环境之最(唐晓峰评《人文主义地理学》︱到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一本由大卫·莱和赛明思主编，刘苏与志丞翻译的地理学名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3年5月出版。这本书在欧美当代地理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发轫期的代表作。对于了解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欧美人文地理学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内容丰富，理论性强，可读性也强。它汇集多位作者的精彩文章，涵盖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多个方面。特别是主编赛明思教授，不仅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念融入实践中，还从哲学根基上深入探讨学术思想，为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赛明思教授是中国通，七十年代就来到中国，他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还曾到北大拜访侯仁之先生，并与苏州合作修建了一座中国园林，命名为“孙逸仙公园”，这一项目获得温哥华市的大奖。赛明思教授还曾受邀在北大进行西方历史地理学的系列讲座，受到广泛好评。
作为赛明思教授的学生，作者对于这本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书中不仅包含了赛明思教授的思想和理念，还唤起了他对在雪城大学留学时光的记忆。在雪城大学，作者接触到了更多的地理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对人文主义地理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赛明思教授的导师风范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让作者深受启发，而邓肯教授对纯学术的专注度也让作者深受影响。
《人文主义地理学》不仅是一本介绍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书籍，更是一本反映当代地理学思想大转向的著作。像赛明思这样从哲学根基上讨论学术思想，渐成风气，是人文社会研究在“后计量时代”的一大特点。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当代地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机会。
《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籍，它不仅内容丰富，理论性强，而且可读性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念和实践，也可以感受到地理学家的学术风范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于喜欢地理学、人文社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邓肯教授：从斯里兰卡地理到文化地理学的执着探索者
在我初次听闻有人研究斯里兰卡地理时，我便误以为他是一位专注于区域地理的专家，可能也涉及亚洲地理的研究，毕竟他曾出版过关于斯里兰卡地理的著作。很快我发现，他的兴趣并不止于此。邓肯教授在雪城大学执教时，就已经是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的佼佼者，他对新思潮的坚守与热情，使他在该领域成为最执着、战斗力最强的学者。
1977年，邓肯博士的论文《美国文化地理学中的超级机制概念批判》问世，旗帜鲜明地挑战了伯克利学派的文化观念。他认为，伯克利学派将文化视为一种预设的“超级机制”，这是一种过于抽象和脱离实际个体的观点。邓肯强调，文化并非高高在上的社会系统，而是由个体在互动中创造和构建的。
在《非现实的社会建构从互动论来看游客对环境的认知》一书中，邓肯进一步阐述了其观点，特别是互动论的思想。他认为，先验的抽象概念如“文化系统”是没有存在必要的。在互动论的视角下，人是活跃的、相对自由的个体，不是社会系统的被动接受者。个体在沟通交流和建立行动路线方面拥有充分的自由，能够应对其他人的行动路线。
邓肯毕业后曾在UBC任教，后来转到雪城大学。我1986年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初次听到他的课程名称《The cultural approach to place》时感到困惑。但经过几节课的学习，我逐渐理解了邓肯老师所强调的“视角”的重要性，以及其他人文主义地理问题的内在联系。
在1986年的秋季学期，邓肯主持了一场系列学术报告会，邀请了许多英美地理学家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其中，雷尔夫的演讲《地方与无地方》与邓肯的课程相呼应，他提出的“地方的消解”概念具有现实批判性，让我感受到了欧美地理学研究的现实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特点。
除了对文化地理学的深入研究，邓肯教授还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例如，威斯特恩教授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主要研究南非种族主义问题，关注社会不公现象。
邓肯教授是一位从斯里兰卡地理到文化地理学执着探索的学者。他的研究不仅深入理论，还关注现实问题，强调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文化地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他的学术成就和执着精神，使我们深受启发和鼓舞。威斯特恩教授以其批判种族主义的文章广受赞誉。在撰写本书稿时，他尚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访问助理教授，之后转至雪城大学，最终成为终身教授。
雪城大学地理系对博士生的要求颇为独特，仅设两门必修课：地理学思想史和研究设计。这两门课程都是基础中的精华。地理学思想史课程由邓肯教授主讲，主要参考书为约翰斯顿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邓肯教授在家中的研究生讨论课（seminar）上，氛围轻松，咖啡与点心一应俱全。虽然我上过两次地理学思想史课程（一次是旁听），非常喜欢这门课，但课程的难度，尤其是在语言上，让我倍感压力。尽管我对中国地理思想史有很多想法，却因英语水平不足，难以充分表达。值得注意的是，邓肯的地理思想史课程并未涉及中国内容，这反映了美国许多教授的现状。基于对地理思想史的热爱，我选择了中国相关的博士论文题目——《从王朝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尽管论文写得较为粗略，但邓肯教授仍鼓励我在他的课上作为参考使用。
邓肯教授的地理学思想史课程不仅仅围绕传统的地理文献和地理学家展开，而是拓展了大量的思想性书籍内容，从柏拉图到福柯，涉及众多西方思想史和思想家的观点。这门课程提醒我们，地理思想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理解具有本质意义。这也使我对地理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至今仍未改变。
另一门必修课“研究设计”由阿格纽（J. Agne）教授主持。在意识形态多样化的背景下进行学术研究，需要准确、合理地定位思想理论。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在选题、目标、资料、理论、方法上的协调性。阿格纽教授具有很高的威望，正值高产时期。他主编了《文化语境中的城市》等重要著作。在人文主义方面，他吸收“地方”这一概念，专门撰写了《地方与政治》一书。他的政治地理研究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以上所述既是对我个人经历的回忆，也是对《人文主义地理学》作者们学术背景的介绍。20世纪70至90年代是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繁荣时期，顺应时代潮流，为青年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本书作者群体多样，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等，反映了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其中，一些学者如段义孚和哈里斯等人以敏锐的眼光和成熟的表达形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力量。哈里斯提出的“历史意识”概念，揭示了文化与历史之间天然的人文主义特质。
约翰斯顿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中指出，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学者并未被计量和理论革命所吸引，尽管有些人尝试运用统计学方法使研究领域显得更“现代”，但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变化。到了70年代，历史与文化地理学家开始倡导与实证主义不同的哲学，这些哲学倾向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这部由学者群体共同创作的著作，在欧美学术论文集中具有重要意义，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往往通过此类著作得以推广。这一巨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想立场重塑，其影响深远而广泛。以大卫·哈维为例，他在《地理学中的解释》（1971年）时，对严谨的数学计算和推导充满了信心。仅仅四年后，他的学术焦点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倡导对具体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展开唯物主义诠释。这种转变，在哈维的学术生涯中，堪称一次巨大的飞跃（第134-135页）。
哈维，这位地理学界的泰斗，其转变是出于真诚和对知识的深度追求。在2016年他访问中国时，一次首都师范大学的演讲后，面对学生关于其学术思想转变的疑问，他意味深长地回答：“I am not old”。这背后的含义，或许是他始终保持开放和进取的心态，始终愿意与时俱进，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
与此我们要提到段义孚教授。他是首位将人文主义地理学正式确立为地理学子学科的地理学家（《中文版序》，第2页）。他的研究将地理学研究界定为三大核心领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地理行为、人对地理环境（空间和地方）的感受与观念。段义孚教授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确立，无疑为地理学的整体建构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他的思想深入而独特，将地理学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探讨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体验。他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地理学的理解，也为我们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无疑也推动了地理学领域的变革和发展。段义孚教授的思想和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