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由谁来买单？

周恩来总理在视察西双版纳时，曾对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发出过深刻的警告。他援引了恒河和尼罗河的变迁作为例证，指出不合理的开发导致森林破坏，最终转化为荒芜的沙漠。类似的历史悲剧，可能在我们的敦煌一带重演。经济学家徐迅雷则通过尖锐的比喻揭示了高速增长背后可能隐藏的危机：“绿如蓝的未必是春水，它可能是蓝藻；高增长的GDP未必是福祉，它可能是魔鬼。”

自古以来，人们对财富的追逐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人类通过辛勤努力，将原始森林和草原转化为牧场、良田和村镇，河流沿岸兴起城市。商贸交流使得土地、财产、粮食、矿产等转化为财富。好景不长，人类排水造田的行为导致江河干涸和土地沙化。中国西部的沙漠吞噬了楼兰这样的重镇，使得丝绸之路变成死亡之旅。财富的疯狂积聚和骤然消亡构成了人类财富的循环怪圈。

水利和水患是这一循环中的关键环节。在自然界中，雨期会使大陆变为沼泽湖泊，地下水得到补充。人类的排涝行为减少了蓄水面积，修建堤坝保护农田，却导致淡水流失。长此以往，地表水和地下水得不到自然补充，失去了流动与自净化能力。这不仅使得草原变为沙漠，还加剧了土地沙漠化的进程。

中国的历史记载和大禹治水的成功范例都表明，人类活动对土地沙漠化负有责任。大禹治水虽然为人类留下了大量陆地空间，但大量地表水的流失最终导致了沙漠化的逐步发展。对此，恩格斯曾深刻分析过人类对自然盲目胜利的后果：“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土地沙漠化正是自然界对人类破坏地表水资源的惩罚。

土地沙漠化不仅是对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否定，更是对人类贪婪破坏自然的行为的警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类过度开发导致森林砍伐、湿地干涸等问题加剧土地沙漠化。与此相反，东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老的中国文明如四川的天府之国之所以能避免沙漠化，是因为依赖知识和智慧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知识和智慧是知识经济的典范，有助于形成生态和心态平衡的东方文明。

在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足迹遍布地球每一个角落，对生态平衡的影响愈发显著。特别是重大工程的建设，犹如双刃剑，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也带来了生态的困扰。我们必须从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多角度、多方位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审慎对待每一项工程，避免盲目实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森林砍伐、治水防洪引发的土地沙漠化，这些教训深刻而触目惊心，必须引以为戒。

财富的聚集却带来了环境的创伤。商品生产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已经彻底打破了自由贸易的公平原则。一些生产者通过破坏自然环境迅速致富，却将更多人置于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中。那么，商品的环境成本究竟应由谁来承担？

徐迅雷最近对太湖、巢湖、滇池“三湖”治理的论述，振聋发聩。他将“国家工程”的巨额资金投入，视为一些人的赚钱机会。他们污染了环境获取利益，再借治理污染之名赚取更多。这样的“双赢”，实则是对百姓的剥削。如果“国家工程”只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那么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九折臂的良医和历经磨难的文化人，如今也看透了生意经，徐迅雷的分析入木三分，一语道破了开发商暴富的玄机。

世界经济已陷入“财富困境”，富者愈富，劳者空劳。资源和能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虚假的财富符号节节攀升。GDP与“绿色GDP”的对比，揭示了世界财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度量和计算标准。如果把资源和环境计入社会财富，一些高污染地区的发展并非真正的富裕，而是越发展越贫穷。他们不得不牺牲更多的GDP来恢复环境，世界上很多过程是不可逆的，一旦生态环境彻底崩溃，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中国应在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减少“形象工程”。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是最重要的战略投资。医学科研应重视预防和改善环境因素，投入少而见效明显。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体质和健康。人们应该改变旧有的财富观念，重视环境保护，加强预防，才能真正保障健康。

环境保护者利奥波德早就提出过深刻的观点：“人们需要不断地回到起点，以重新开始寻找那些永恒的价值观。”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万恶之源。当商品变为财富的起点时，追求财富的最大恐惧就是让污染者为商品的环境成本买单。当水和电突然消失，现代城市将变为巨大的坟墓；当海平面上升百米，沿海城市将沉入海底。历史已经多次重复这样的过程，大自然无数次地惩罚人类贪婪的欲望。拥有财富还是拥有环境？人类必须作出明智的选择。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人类必须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环境保护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只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和幸福。